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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敏校长在九十周年校庆文件起草会议上的讲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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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ing017 等级 贵宾 楼主 发表于 2012/3/23 23:48:03 编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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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九十年上财精神的思索——在九十周年校庆文件起草会议上的讲话 演讲人：谈敏（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时间：2007年9月29日上午8：30—11：00 地点：行政楼4楼会议室 整理人：东方木匠 1、大学的精神 这些年来，我也参加过不少其他高校的纪念庆典，有一些校长致辞给人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校庆上的致辞，面对的不仅是校内的师生员工、全国各地的校友、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还要通过媒体的传播对社会传达出一种讯号。因此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门槛上认真总结和发扬学校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值得总结和珍视的精神和理念。 大学与社会上其他部门，比如政府机关和企业都不尽相同。读过一些文献，国外特别是欧洲历史上，现代大学的出现是在与教会势力的纠缠、妥协和抗争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在这种抗争中历史性地形成了一种学术上的自由、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大学的这种独立性，也在推动国家的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精神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影响，是一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我们与同样具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相比，有些东西似乎看起来是自己的特色，但如果认真比较起来，特色是否独特恐怕也值得推敲。如何真正地凝聚出、提炼出九十年上财的精神与灵魂，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既要纵向比较，也要横向比较。要鉴古知今，扬长补短，温故知新。要在比较中讲出特点。我也还没想好，谈几点感觉，抛砖引玉，大家共同探讨。 2、我们是国内独立建制的商学院中历史最久远的，这在国内其他财经类院校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学校的九十年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财经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第一个特点，我们是国内独立建制的商学院中历史最久远的，这在国内其他财经类院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能够借校庆梳理和回顾整个中国财经教育发展的曲折历史，具备这种回顾与评价这一发展大势的资历条件的财经类高校，我们应该是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我们学校的九十年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财经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1917年，国内是有一批学校建立了商科，我们学校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家（还有武昌等地的六所大学设有商科），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这是源头。总的历史背景是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机器大工业生产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廉价高质商品对传统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造成的巨大冲击，在经历了小农经济最初的抵抗之后，最终形成了新兴工商业的雏形。19世纪五十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评论中国的文字中多次提到这一点。而我们搞经济思想史的人都很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战乱中一些传统的贸易大国的出口份额的减少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绝好契机。这是历史大势。商业活动的繁荣也随之出现高潮。这自然产生出对商业专门人才、商科知识、商业服务，实际上也是对商科教育的强烈需求。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变为东南大学，并决定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南京高师及后来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兼任商大校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出任商大首任教务长。在发表在国外的题为《中国的商科教育》的英文文章中，郭秉文明确提出：“1921年，作为国立东南大学五大学院之一的上海商科大学的成立，开启了正规意义上的商科学院之先河。”这一时期有两个特征：一是东南大学校长兼任上海商科大学校长；二是她的本部虽在南京，但办在上海——这个新兴工商业发展中商业文化最发达、民族资本最集中、远东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种环境对于学生从事商业实践、实习活动以及就业极为便利。从此之后学校就没有离开过上海，期间又几经辗转，最终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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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六 等级 贵宾 2 楼 发表于 2012/3/23 23:48:03 编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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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喜剧中的悲剧。 解放初期在高等教育大调整的背景下，华东地区20几所高校的财经系科和商学院并入，组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当时会计系就汇集了名教授108将。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个背景，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喜剧中的悲剧。这场院系调整的用意并不是要做强做大财经学科，集中优势，而是为了方便向苏联模式转换，将各个大学中的无处可放的、不想要的财经类系科甩手剥离出来，聚集到一个“垃圾场”统一存放。这场调整，从今天看，我们获得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财经英才、名流、学者，我们是受益者。但在当时，他们来到上海财经学院并没有得到自身才干的发挥空间，实际上许多人被闲置起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英雄无用武之地。像我的老先生就被分到资料室，他老人家还属于胆子大的，敢于在那里著书立说，写出了三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更多的老教授们则被“搁置”起来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喜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我们学校在大跃进、文革两次下马，关停并转，对这一段沉重的历史要心中有数。失败也是一种磨砺。两落两起也为后面的不畏艰难、追求卓越作了铺垫，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想对外交流，但是国门紧闭，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产生了一些成果。 1972年学校被迫中断，1978年三中全会前夕复校，1985年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 4、我们的学校无论在历史上历尽多少沉浮、曲折、打击，在任何阶段、任何体制环境下都能够顽强地坚持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二个特点，我们的学校是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制度变迁的大势、国家战略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同呼吸、共进退的，只要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下，中国财经教育就也会同步地取得发展。学校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发展变迁的一个映射、一面镜子。学校也始终是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大趋势结合在一起，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 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提到的“仰望天空”。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学术探索、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上要有一种超脱、独立、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二是不能只站在个人立场上，要和国家命运相联系，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 财经类院校对社会的贡献，与理工类院校的人物、重大研究成果（比如桥梁、建筑、基因工程等等看得见的物质成果）相比，似乎不是那么耀眼。但是，我们默默无闻地培养的一大批财经专业人才，这种经年累月的为社会输送经世致用之才的积淀是于无声处为国家做着积极贡献的。 尤其是，我们的学校无论在历史上历尽多少沉浮、曲折、打击，在任何阶段、任何体制环境下都能够顽强地坚持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大环境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就一定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当然如果像大跃进、文革中那样，连学校都给你关掉了，觉得你这样的学校没用了，那我们也只能是报国无门、百无一用。但如果像改革开放以后这样好的发展形势，像今天这样，重视经济建设，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 5、我们坐落在上海、依托于上海，这一直是我们国际化办学的重要环境保障。 第三个特点，我们坐落在上海、依托于上海，这一直是我们国际化办学的重要环境保障。上海历史上开埠很早，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城。但上海真正意义的发展，是在1840年以后。100多年了，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品质，它是中国与世界沟通最早、最充分的城市。南京的大学办商科居然放到上海，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也必须国际化办学、具有国际视野，拿国际标准来衡量，要让学生能够懂得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上的竞争，能够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当然学校历史上的国际化道路非常坎坷，解放前有国民政府的腐败，解放后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所以我们是有着历史的局限的，我们今天在做的教育教学改革就是为了破除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障碍，真正的打开校门，开放办学，无论是对国内其他高校，还是对国外的高校，都敞开校门，促进学术、人才等方面的自由流通。这些开放办学的举措是与上海的地域性、与学校的历史传承一脉相承的。 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民国时期，很多高校都具有一大批有着深厚人文底蕴和高远志向的知识分子，但商学院、财经类院校的人文精神的主要来源很少是这样一种模式。它是在西方簿记传统的理性精神、商业精神和市场意识的引进与本土化过程中实现独特的财经院校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信念。现代商学教育实际就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因此国际化办学这一条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时代的需求与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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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点 等级 贵宾 3 楼 发表于 2012/3/23 23:48:03 编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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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革开放后上财复校以来的历任校领导都为上财今天的发展做出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 首先是老院长姚耐在复校后出任院长。五十年代孙冶方是兼任上财院长，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这一点本身说明了国家对上财的重视。姚耐是孙冶方任院长时期的副院长。1978年后，他的最大贡献体现在复校工作上。复校的起点不低。为什么不低？姚院长招募旧部，一批在文革中散落各地的知名学术带头人，娄尔行、胡寄窗、龚清浩等等从各地回来。当时娄尔行教授已经在复旦大学工作，回刚刚恢复的财经大学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但他们这些老先生对上财有着深厚的感情，纷纷参与到重建上财的进程中来。这是一个大功绩，已经断裂了的上财文脉也就在此重新连接起来。一开始办有几个本科学科，1979年研究生恢复招生，我于1980年考入。当时在369校区住了千把人，后来又建了这个国定校区，合计三百余亩，当时的考虑是这个学校未来的招生规模也就是在3000人左右，绝没有考虑到会达到今天的规模。第一届统计学系毕业生基本上是整个一个班坐火车到北京去国家统计局报到，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对于统计人才的需求也是很旺盛的。学校复校之初只是归上海市财贸办管理，而后成为财政部直属高校，实际上是恢复了学校国立大学的地位。 后来的几任校长书记基本上遵循姚院长的办学思路，萧规曹随。 在叶麟根书记主持工作期间，1985年，由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这标志着我校有一所单科性学院走向多科性大学，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必备基础。在此期间，学校确定了将校史上溯至1917年，当时有一些不同意见，理由是上海财大是新中国的学校，应当避免与建国前民国时期的历史发生关联。但历史的密切关联是不可能认为抹煞的。 金炳华校长治校期间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对复校以来存在的、复校初期文革刚刚结束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用人机制上的派系色彩进行了有效的淡化，对所谓新财经、老财经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化解。教授年龄的老化是文革后各个高校普遍存在的年龄断档问题，上财也不例外。从35岁—60岁之间的中青年学者获得充分的信任、并赋予他们以重要的职责，极大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学校风气为之一新。在教授的选聘上，也采取了适当的激励机制。 潘洪萱书记、汤云为校长治校期间的主要成就是，我校加入了211工程行列，并成为财政部与上海市共建高校。 7、对于学校在九十年的历史中所积淀下来的一些重要办学理念，这里再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关于国际视野。讲国际视野要注意一个背景是，国家的实力、上海的实力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壮大，国家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在这方面的自觉的推动和眼光，实际上是走在去前面的。很多教育部门的领导是从国外归来的，他们深知中外大学教育的差距，所以为什么提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有教育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为了把学校推向世界范围内，推向轨迹轨道。这里面有上层有意识的努力的因素。 第二，关于办学质量。将经验抽象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所有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有着比较接近的共性特征了，比如质量意识。我们当然也必须提到这一点。我们是比较早地提出稳定规模、注重质量的，我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一些地域性财经院校是有着扩张冲动的，中央的、北京的则比较少。 第三，关于人才广纳机制。“地缘”还是“非地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贤任能。这里面也有着特定的历史机缘。很多历史绵长的综合性大学，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但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学校几经起落，容不得你有完整的人才根脉，实际上人才是断档了。这本来是个坏事，看你怎样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机行事，最终建立了一套适合于校情的制度。首先是任期制，在此基础上又比较早地（1999年）实行了二级学院院长公开招聘制度。 这里还需要点明破除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障碍的必要性，这种障碍，在国外高校和在国内企业中，都很难觉察。教育体制改革将是中国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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